用近期学界、政界比较流行的说法，“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可能是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为什么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都将2010年的货币政策定性为“适度宽松”，央行和银监会也都表示要“适度宽松、调结构、控节奏”，但对什么是“适度宽松”没有给出意见和标准。是不是每年贷款有新增就叫适度宽松，还是新增贷款保持百分之几的增长就叫适度宽松，还是新增贷款相对贷款余额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叫适度宽松，还是再综合考虑货币投放量的M1、M2的增长速度等，是不是不加息或者加息力度不大就叫适度宽松……这不是玩概念或者是文字游戏，因为2009年没有调整基准利率、新增贷款超出年初目标（5万亿元以上），达到9.59万亿元，被很多人评价为“过度宽松”。当然，评价这个问题，还要区分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实施结果之间的区别。

2010年1月12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月18日传出消息，中行、工行等银行贷款台帐系统全部锁死，不能发放企业贷款；央行公开市场业务频频出手回收流动性，正回购利率频频上升……，短短20天左右时间，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公开市场业务三大调控手段一起出手，就差马上调利息了。控节奏的力度之大和时间之早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事实上，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发放过程从来就没有平顺过，这可能牵扯到我最近一直考虑的商业银行“囚徒困境”：按照现有规则，一旦全年放款量锁定，遵守纪律、控节奏的银行可能没有额度放贷款，不遵守纪律的银行过度放贷款，结果造成守纪律的银行吃亏、不守纪律的银行占便宜；不但不同商业银行有这种情况，同一银行的不同省市的分行也有这种困境。能不能放贷款，能放多少贷款直接影响到银行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和该银行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的“囚徒困境”和短期行为在货币政策使用中是个“搅屎棍”，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是央行近几年来的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

看民间投资、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实体经济的复苏程度可能还是很弱、有限的。贷款利率升高对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等经济主体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中小企业融资、居民消费信贷领域影响巨大，所以在实体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等不达到一定程度和水平的时候，相信央行不会贸然加息。若再考虑到国内与国外的利率剪刀差，加息后，热钱的无风险套利空间会更大，会进一步造成热钱流入加大，进一步对业已泛滥的流动性火上浇油，进而对房市、股市等领域造成更大的冲击。但万事无绝对，不排除上半年小幅加息的可能；虽然按一般的判断，即使是加息，最快也要到下半年。

人民币升值是把双刃剑。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经济机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人民福祉的提高。但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使得中国产品的吸引力下降，从而使出口导向的企业处境更加艰难，从而影响现阶段的就业水平，社会问题可能会显现。2009全年出口下降16%的事实说明了出口企业的艰难处境。2009年下半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抬头并针对中国的意味日益明显，这充分反映了人民币汇率遇到的国际压力。人民币要升值，但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和升值幅度的区别；用时间换空间，保持相对稳定即5%的幅度可能是最佳选择。趋势的问题解决了，根子的问题还没完。人民币升值或贬值，以什么货币或者什么商品或者什么其它东西作为盯住的对象的问题又要解决了；在这方面，谁能提出好的办法，我推荐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财政支出要以民生为根本、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为目标，要以引导民间投资回暖为目的，更要顾忌财政刺激经济的局限性和居民、企业的税负承受能力，不能再为保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2009年下半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外资企业都会对财税部门的税务稽查工作心有余悸。涵养税源和增加税收的关系不用多唠叨，关键是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古今中外都如此。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中国长远的发展目标可能是公共财政体制，但考虑到中国地大物博、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具体国情，短期内改变税收体制的可能性不大，但中期来看，实施从流转税收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种收入为主的税收体制改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我在2010年很乐意看到的事情。

（文/路庆鹏）